职业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领头羊，资金、技术等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强于一般的农民。有媒体记者近日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采访了众多青年新型职业农民。他们表示，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现代农业发展加速的新形势下，农业是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农民也可以是体面的职业。（11月5日《经济参考报》）

与方兴未艾的职业农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存在的“农民荒”。这些地方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由过去的“怕包不到田”变成了“找不到合适的人种田”。有人曾这样比喻，现在留在农村种地的是“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按靠这样的“部队”发展农业，后果可想而知。

“农民荒”的出现，除了种田收益率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滞后、文化生活匮乏之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农村缺乏有文化、有技能、懂经营、会管理的青年现代新型农民。对此，“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担忧地指出，新型农民搞农业少了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会影响粮食安全，也会加速农村社会的凋敝。

近两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说这是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经典定义，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职业农民则充分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所以，培育职业农民，前提是必须大幅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真正让职业农民成为农村青年体面的职业。

在社会地位方面，要尽快剥离青年农民的身份属性，回归职业属性，破除社会对他们的身份歧视。笔者赞同一些农业专家提出的建立职业农民资格制度的建议，既然许多青年职业农民把务农作为自己的职业，就像医生以看病、教师以教书为职业一样，就理应将他们从社会成员阶层转为经济产业职业，并且得到与公务员、教师等其他职业一样的社会认同与尊重。

在收入方面，从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看，职业农民收入基本都能与城市居民持平。如1973年后，日本职业农民的收入一直高于城市居民；美国职业农民的收入也略高于城市居民。根据我国国情，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职业农民的经济收入至少要与城市居民相当。可以设想，如果社会地位提高了，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了，经济收入甚至高于进城务工，还能不离乡土，青年职业农民的队伍就会越来越壮大。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江西省萍乡市职业种粮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他已经55岁了，当前中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回乡种田，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他们也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田”。（11月5日《经济参考报》）

是什么在阻碍年轻人回乡种田？今天，这不是一个故作高深的话题，农村年轻人在为职业生涯作准备时，很少把当一名职业农民作为未来的目标。除了50后和部分60后，自觉选择做一名职业农民的农村人里70后不愿，80后不会，90后不谈。

按理说，职业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领头羊，资金、技术等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强于一般的农民。但是在经营中，他们却遭遇了土地流转不规范、基础设施薄弱、贷款困难、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困难。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某种程度上，“职业农民”这个称号不仅削弱了过去农民阶级意识形态曾经赋予过的光荣感，而且正在被看成人生失败的“杯具人物”。

今天，多数职业农民属于缺乏社会体面感的下等阶层。诚如杂文家刘洪波所言，社会舆论的兴趣也转到精英身上。大家都在仰望财富榜、权力榜、名望榜上的英雄，除了崇敬英雄，寻常工作寻常生活并不受尊重，平凡的人生等于“无价值的人生”。

很难想象，当一个国家大多数人都想“一切向前看”、“一切向权看”，都想着轻松致富、快捷致富，甚至不劳而获；当职业农民都让人瞧不起，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以此为业乐于稼穑时，不知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今后谁来耕种？十三亿人的盘中餐谁来供给？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农业是工业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保障。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总之，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农业“后继无人”，足以令人警醒。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江西省萍乡市职业种粮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他已经55岁了，他说当前中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经济参考报》11月5日）

农村的沦陷是很多人的心病，这其中还夹杂着一种微妙的乡愁。尤其是目前很多农村地区已经中空，土地荒芜，乡村彻底沦为“敬老院”。面对农村中老年人居多，80后、90后不愿意种地的现状，很多人表现出了忧虑。

谈农民“后继无人”的话题，一个现有的好例子就是吴秀波主演的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在马向阳做第一书记的这个大槐树村，也面临着乡村都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儿童，青年在外打工的局面。为什么如此？道理很简单，不少地方每亩粮食纯收入只有数百元，两季庄稼每亩也不过千元上下而已。《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前段时间发布，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外出农民工月收入为2609元，农民工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就顶一亩地耕种两年的收获。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农村地区，人们自然不愿意种地。

在《马向阳下乡记》中，马向阳凭借自己商业局的背景，引来了资金修路，引来了旅游项目，开起了煎饼公司，凭借土壤中硒元素高引进高端大棚。最后，村庄富裕了，在外打工的人都陆续回来了。不得不说，这种特例解决不了中国大多数农村的问题。我国大多数农村的土地并不特殊，不是每个农村都山清水秀可以搞旅游。换句话说，想把农村的青少年再吸引回来几乎不大可能。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6.6%，但是如果从户籍的角度来看，中国当时的城镇户籍占总人口的33%，也就是说有13.6%的人虽然在城镇，但还是农业户口。美国务农人口1910年为32％，1994年务农人口已经下降到了2％。由此来说，我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准，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2013年农业白皮书显示，在日本主要农作物水稻的种植者中，超过65岁的占74%。2012年，南非农民的平均年龄已达62岁。农民老年化严重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要想解决也只能靠提高农村土地的流转效率，加快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管理，当农民收益升高时，自然不愁田地没人种。

农村的人口减少是一个发展趋势，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改变 “中国的城市像欧美，中国的农村像非洲”的状况。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进行相关改革使农村城市实现自由流动，在此基础上，再谈农民“后继无人”才是现实的，不然只能是一种矫情和想当然。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江西省萍乡市55岁的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记者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发现各地都存在农业后继乏人现象。（11月5日《经济参考报》）

将来，谁来种田？农业老龄化问题其实已经好几次搅动社会神经。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关乎国家战略，也是基础民生，当然不可轻视。但至少从现阶段来看，对农业后继无人不必过于恐慌。一者，近年来主要农作物产量也保持连年增长，仅从结果而论看不到农业生产有“后继无人”的迹象。而从人口结构而言，美国、日本等农业大国的农业人口占比都在2%上下，根据我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 2006年末全国还有农业从业人员3.48亿人。显然，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二者，说农业“后继乏人”，大多只看到种地农民这样的直接生产者减少。但在现代农业中，生产者更加多样，农业产业链条更加丰富。也许种地农民减少了，但农场经营、农业科技服务、农产品电商、出口贸易、营销推广等新行当，不仅吸收了村里面的年轻人，还可能引来了城里面的年轻人。他们并未离开农业，只不过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

当然，“农业后继乏人”这一诘问提出了警醒，但也不妨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看待。一方面，无论是新型城镇化的大趋势，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农村的年轻人进入城市打拼，都是理性选择。哪里收入高、发展空间大，人口就流向哪里，这是市场配置劳动力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与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生产效率提高了，有一部分农业人口自然可以解放出来。年轻人的可塑性更强、教育水平更高，他们流向城市，支援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但在肯定这种流动的正面效应同时，也不可忽视今天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已不同以往，政府和社会必须主动面对一些负面效应，未雨绸缪。首先是在产业方面，粮食安全仍然不可轻视。种地的年轻人也许少了，但粮食产量不能少，耕地红线不能动。但有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还有一些地方擅自占用耕地面积。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必须加强执法。另外，则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科技下乡、农机补贴都是应有之义，同时还应重视面向农业的职业教育，培养一批懂得机械生产的“职业农民”。近年来福建的茶叶、新疆的棉花，养护、采摘都依靠大量“外来务农者”的跨省援助，当农场经营取代小农经济成为主导，懂技术的“职业农民”的需求反倒可能越来越大。

其次是在社会层面，年轻人口流失带来了空巢化、养老难、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把年轻人强行留在农村，而要夯实农村社会保障，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除了尽量拉平城乡社保待遇外，政府还需在农村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上加大投入。此外，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一部分愿意留在农村的人收入水平追上甚至超过城里，已有很多案例。

如果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数量仍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一样多，那才是大问题。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农村老龄化问题应当重视，但只要认识新形势，找准发力点，让落后的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规模化，让能力更强的农村年轻人有更多选择，让愿意留在农村的农民生活更幸福，多赢局面的到来应有可期。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江西省萍乡市职业种粮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他已经55岁了，当前中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11月5日《经济参考报》）

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然而，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中，许多农民都反映由于当前农村留守种田的农民仍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回乡种田，他们也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田”，农业依然后继乏人。

农业生产“后继无人”，从长期来看将导致国家粮食安全难以保障，而从短期来说则直接推高了农业用工成本的飙升。江西省新建县联圩镇职业农民孙祖升算了一笔账：2010年，我开出的工价还不到100元一天，而今年高的已经超过了200元，价格翻了一倍，但人还更难请，贴烟贴酒不说，工作时间还不能太长。

而农村新型职业农民成长中所遇到的困难，也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银行贷款难办，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显然，目前的农村，“劳动”与“土地”并未能给农民带来财富，“种地不挣钱”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存在，无疑会把农业推向危险的边缘。

这种危机的存在，根源还在于提高农民待遇问题，而这种待遇不仅仅是惠农政策的倾斜、落实，更要唤起社会对农业的关注和对农民的关心，改变农民收入低、劳动辛苦的现状，从根本上实现“城乡一体化”，无论是教育、医疗、住房、户籍还是其它社会保障等等，让“农民”与“城里人”有着一样的尊严和体面，甚至在某些社会福利方面超越城市居民。

换言之，只有农民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尊严，尊农、重农成为社会共识，农业“后继无人”的危机才有可能得以化解。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江西省萍乡市55岁的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记者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发现各地都存在农业后继乏人现象。由于留守种田的农民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种田，他们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田”。

（11月5日《经济参考报》）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有了调研也未必就能说清农业的那些事。对于这篇报道叙述的事实，我是认同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生活在村庄里的人，家里也有几亩薄田。可以说，农村的年轻人不再种田是一个事实，种田的都是老人，都是中年人也是一个事实。但是要去担心“农业后继无人”，这还真有点杞人忧天。因为，未来种地的未必就是农民。

从打土豪分田地的喜悦，到一家一户种植模式的困扰。可以说，农业在历史烟云里经受了一次变化。由农民抢着种田，到纷纷脱离农业，确实有点尴尬的味道。但是恰恰是这种变化，才给农业带来了再次飞跃的机会，更是农业脱胎换骨的机遇。原来一家一户的种植，有着各种环境因素。一是，农民没有就业岗位，只能依靠土地。二是，耕作方式落后，没有大型农机。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一家一户的传统种植模式不再适应时代。如果这个时候还留恋“让年轻人种田”，其实也是与时代脱节的。如果年轻人都热爱种地，也就只能继续一家一户种植了，大家都不愿意脱离土地，势必依然是零星的种植模式。这样的种植模式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一方面，小地块的种植，大型农机无法发挥作用。其结果是，投资多，效益低。另一方面，大家都种地，大家都赚不到钱。

而当新时代的农民已经不再把发展的梦想寄托在土地唯一的途径上的时候，也就给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迎合时代的机遇。国家已经看到这个机遇，目前正在大力度推行新的农业种植模式。这就是两项工作。一个是土地确权，一个是家庭农场。土地确权后，土地还属于农民，流转出去，就形成了家庭农场。而家庭农场的拥有者其实并不是农民，很多是有技术的大学生，是懂市场的专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江苏省沛县现在正开展一项工程-------“让五分之一的人种百分之百的地”。这就是国家提倡的家庭农场。县里创造更多的岗位让农民成为工人，而将零星种植的耕地建设成一个个巨大的家庭农场，让那些愿意投资农业的大学生、大老板、大公司来经营，目前全县已经建设了500多个家庭农场。而种地的并不是农民，很多是城市里的投资商。这样的好处在于，把农民从微薄利益的土地里解放出来，领取土地的租金，投入城市的生活。而有技术的人掌握了土地，又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可以说，这样的做法起到了农业升级换代的作用，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在笔者看来，担心“农业后继乏人”有点杞人忧天了，未来种地的未必是农民。年轻人离开土地却是农业脱胎换骨的好机会，未来中国的农业会想荷兰一样迷人。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江西省萍乡市职业种粮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他已经55岁了,当前中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11月5日 《经济参考报》）

虽然，对习惯于“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老一辈而言，“农民后继无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对于整个时代来说，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城镇化与农村的空心化，本来就是一个伴生的问题。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与户籍闸门的松动，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因此，“农民后继无人”也是在反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们不必杞人忧天。

其实，“农民后继无人”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农业为何难以吸引年轻人？原因很简单，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就付出来说，大多数地区，农业依然处于手工作业阶段，依旧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但倘若仅仅在自己的一亩多的口粮地“土里刨食”，养家糊口都是难题。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年代，投入与产出相差这么大，谁会坚守呢？于是，农村青壮劳力都奔向了工资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农田留给老一辈打理。

有人会哀叹，“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我们的土地谁经营？倘若，酿出粮食危机怎么办？其实，这是对市场化不自信的表现。试问，20年前，我们也在问以后谁当工人？可实际呢，中国发展成世界工厂，培养成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目前蓝领的工资已超过白领。其实只要我们坚持用市场配置生产要素，农业不会后继无人。

事实上，即使“农民后继无人”，也不是问题。德国农业人口约150万人，不足总人口的2%，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约占7%；日本农业人口239万人，只占日本人口总数的1.9%，农业却足以满足1.36亿人口的需求。但谁能否认日本、德国的农业强国地位？其实，随着机械化的逐步推进，我国不需要这么庞大的农业人口。因此，“农民后继无人”，非但不是危机，反而是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发展的契机。

当然，正确看待用市场的手配置农村劳动力，政府并不是无事一身轻。目前而言，政府要做的一是加快引导土地流转和增加农机补贴力度。用产业化、机械化排除“农民后继无人”的隐忧。二是加快科技下乡、培训下乡力度。培养一批真正懂农村、会生产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职业农民，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总之，哀叹“农民后继无人”，是人才的问题，更是观念上不自信的表现，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不需要农村人满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