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５日 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

５月《新青年》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实际出版时间在９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两期刊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此以前，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匏安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７月１４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该刊从第二期起连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发“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依靠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我们应该起而仿效”。

７月２０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８月１７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并明确表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文章强调，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当时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纷纷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８月１９日－２１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连载张闻天的《社会问题》一文，该文文末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

９月１６日 由周恩来、马骏等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觉悟社在天津正式成立。

１１月１１日自即日起，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分１９次连载他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较为详尽确切的阐述。

１２月王光祈在北京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其后，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也相继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他们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成立工读互助团一类的组织，过起“共产的生活”。然而，为时不长，这些组织就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陆续解体。许多参加工读互助团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

同月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年中国形成一个空前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热潮。自１９１９年初到１９２０年底，共有近２０００名勤工俭学生远涉重洋，到达法国。他们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努力追求真理，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共早期建党建团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造就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向警予、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蔡畅、聂荣臻、李维汉、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