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不只是文化产品走出去。文化产品的走出去，只是整个文化走出去战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一系列积极倡导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章，西方国家的文化经验是所有这些文章观点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在所有这些论据中，引用最多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西方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体制安排，以及依此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经验作为倡导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参照的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文化体制和文化制度的理论主张和安排模式，在“借鉴”的名义下“走进了”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制度的建构之中。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不仅仅是文化产品对中国的大量出口和“贸易顺差”，而且也包括文化制度理论和制度模式的“对华出口”和“贸易顺差”。中国已经走过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后过渡期。在今后漫长的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所遭遇到的不仅仅是好莱坞式的文化产品市场的巨大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品市场背后所蕴藏的整体性的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制度性挑战。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关于碳排放问题之争，是一次重大关于未来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的新价值观之争，一次新的全球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预演。低碳问题不仅是经济战略问题，而且也是文化战略问题。话语权和道德高地在今天和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文化制高点的战略主导作用。因此，面对国际文化战略低碳竞争时代的到来，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产品的国际文化贸易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扭转上，尽管这些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是极其重要的。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文化战略竞争中真正获得文化战略竞争优势，就必须在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实现战略创新，建立起国际文化市场规则的中国标准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观念。文化制度和文化标准的国际化，才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与根本。创建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和共同发展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和国际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机遇。谁能够在这一巨大的历史机遇当中率先获得创新的成功，谁就能形成和拥有巨大的“软实力”和“文化核心竞争力”，谁就将占领未来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地，影响世界文化整体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