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倒了你得扶，然后才是怎么扶2011-09-08这本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它竟会问哑一大部分人。特别是那些自诩为每天接受大量即时资讯，每天在网站、微博、电视报章上，研判社会大势的白领精英一族。
你若像个心直口快涉世未深的毛头小伙那样，张嘴就答：“该扶，必须扶！”那么周围一定会有出于世俗乃至市侩的善意的嘈杂之声来提醒——小伙子，别冲动。再仔细思量，好好权衡一番。搞不好你是下一个“扶人不成反被诬”，百口莫辩的“彭宇”。
天津“许云鹤案”，目前真相仍扑朔迷离，双方各执一词。因监控录像等直接证据的缺失，导致“糊涂证据糊涂判”，纷争并未随司法进度而渐趋明朗；前不久南通则出现另一尴尬：一名司机扶起受伤老人被诬肇事者，幸好有监控录像方保住“清白”。这种“见风使舵”近乎投机的做法，确令人心寒。
好心扶危济困反遭其噬的道德悲剧，会产生难料的恶性涟漪。于是，“武汉88岁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窒息身亡，离家不到100米”的新闻，就没能让人太过吃惊。类似案例，这些年一次次掀起舆论热潮，但一阵阵潮退之后，并未见道德路基被垫起多高。而上述几例，竟就是最近频密出现的。
老人跌倒问题，扶老人的问题，于是成了一个不再搞笑的公共议题。而恰在此时，卫生部对外公布了一个《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处理。比如，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这是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跌倒后如何施救的一个技术规范。但，正因上述的“扶老人危机”，让媒体和舆论对这个技术指南进行了发散联想和过度解读。有些网站打出副标题“老人跌倒扶不扶要分情况”，这无意中会对舆论造成一种误导。
本来这只是卫生系统的一个医疗专业方面的技术性指导，且主要针对老人因病跌倒后的专业施救。与此前那些交通事故或其他原因致老人摔倒，以及社会成员从道义层面的施援完全无涉。不能牵强地把这个技术指南往道义施援方面引导，卫生部门本无此义务。老人倒了，你扶不扶，卫生部门管不了，也不该它管。它的这个技术指南，只是教你如果你愿意扶，那么你该怎么扶，才能最科学地治病救人。
老人倒了你扶不扶，这是一个道德命题；而怎么扶，则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在卫生部门出台的指南，正是一个技术性普及规范，有其积极意义。侧面，或也有匡扶正义，减缓道德颓势的间接疗效。从专业角度讲，卫生部门的做法，对化解“扶老人危机”也算仁至义尽了。
可惜，就如反腐一样，反腐决心和信心，才是根本。而那些花样翻新的技术依赖症，只是舍本逐末的哗众之举。同样，“扶老人”的技术，也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前提还是有没有扶危济困之心。老人倒了，首先你得扶；然后，才是怎么扶的问题。这当然也需要政府公权部门传递一种正向价值，让公共责任和司法导向，来化解民众扶老人的司法和道德风险，让人扶得没有后顾之忧。
' />扶跌倒老人需“道德”，也需“技术”2011-09-08据《新京报》报道，卫生部６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跌倒老人不要急于扶起，不要随便搬动，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许云鹤案，老人跌倒是否应该扶起，不断引发道德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卫生部强调出台这样的技术指导“与社会事件无关”，但不少人还是把这两件事“凑”在了一起。
卫生部此举并无不妥。一直以来，关于老人跌倒话题的讨论，有人将道德批判和技术专业的追问混为一谈，甚至用道德批评替代了对技术专业的追问。其实，道德和技术并不矛盾，帮助跌倒的老人，既需道德自觉，也需技术指南。解决道德问题，可以避免“老人跌倒无人帮”的困境，而多一些“扶跌倒老人技术指南”这样的科学知识，同样能让更多的人放弃恐惧心理，敢于伸出援手。
或许，面对老人跌倒，很多人并不是担心扶起会被对方反咬一口，真正担心的，是老人身体的特殊性，他们多身弱体衰，疾病缠身，一跤跌倒很容易引发意外的伤害，此时，倘若仅凭着一腔热肠施以援手，则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导致老人受到二度伤害。
对此，卫生部的“技术指南”无疑显现出了其价值，它从医学的角度归纳了老人跌倒后可能引发的伤害后果，并给出了不同情况下的解决办法，如此实用的指南，有利于改变人们在面对老人跌倒后束手无策的尴尬，通过制度规范的引导，帮助人们摆脱畏惧行善的心理。
最近的上海手术室火灾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事故发生后，舆论大多批评医护人员临阵脱逃。可是，最终的调查结果，却非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原来当时手术室失火后，医护人员面临着两难：不搬离病人，病人会有生命危险；若要搬离病人，因为手术床是固定的，必须去除病人的呼吸机，采用简易呼吸器，这势必会让大量有毒气体进入病人体内，病人也有生命危险。
因此，在追问医德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追问，为什么医护人员会陷入“两难”，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制度性因素？如果医院的各种应急保障制度和设备到位，比如病房安装有淋浴器可以灭火、手术床可以移动、有备用电源，病人可以被安全地转移，医护人员还会成为“医跑跑”吗？
扶不扶跌倒的老人，成了两难；救不救失火手术室的病人，也成了两难，而这背后，道德其实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找到那些技术和制度的不足并改进，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这往往是被很多“道德批判”所淹没的问题。
当然，话说回来，考虑到技术性的因素，并不是说公民的道德自觉就不重要。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帮扶跌倒的老人，但是，给120、110打个电话总该会吧？道德自觉和技术知识双双具备，或许倒地无人帮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 />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谁来搀扶“爱心”？2011-09-06导视：
八旬老人街头迎面摔倒，一个小时后不幸离开人世。
张师傅：
后来他的儿子把他翻过来的时候，他鼻子里面的血时间久了进里面去了，堵塞了呼吸道。
警察何时赶到，家人何时被告知，120处置是否及时，周围的人又在做什么，我们是否将事情简单化。
张师傅：
好多人说，他这么大年纪，这样把他翻动不知是好是坏。
司机救人被误解，摄像头化解纠纷。电动车主救人被诬告，路人指正还清白。
老人倒地无人扶，路人报警获救，街头的益举如何才能无忧无虑。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 谈方教授：
社会缺乏强有力的这种见义勇为的保障和救助机制，而是去靠当事人自己去承担。
《新闻1+1》今日关注――谁来搀扶“爱心”？
评论员 白岩松：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今天我们的话题要从我们背后的大屏幕上面一幅漫画开始说起，这可能不是我们陌生的一个场景，一个老人倒在了地上，旁边呢，也许是夫妻，也许他们不认识，一位女同胞说快去扶他一把，因为老人倒在那儿了，但是男同胞非常非常担心地说，谁敢啊，这里没有摄像头。
看到漫画按理说我们应该笑，但是看到这幅漫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笑，不过是苦笑。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在前些日子的时候，在江西如皋那么一个客车司机去救一个摔倒在地的老太太，结果反而被老太太反咬一口，认为是你撞倒了我，后来幸亏大客车上有这样的一个摄像头，因此还了这个司机一个清白，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漫画。
今天我们要面对非常相似的一件事情，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老人倒在了地上，但是不同的是这一次在武汉，9月2号没有人上去搀老人一把。倒地一个多小时之后，老人不幸离世了。
(播放小片)
解说：
今天位于武汉汉阳区的知音西村菜场，人来人往，李大爷的家就在离这里不到100米的地方，他习惯每天早上6点半下楼锻炼，然后从这里买些菜和水果回家。
三天前的早上，早锻炼结束后，李大爷照例逛了一圈菜场，顺便买了些香蕉。
张师傅：
匆匆忙忙的，走到这里就绊倒了，因为鞋子这里破了。
解说：
来自湖北汉川的张师傅在知音西村菜场收废纸半年多，9月2号早上7点半，李大爷摔倒的时候他就在现场。
张师傅：
不是不扶，好多人都是经历过教训的，还有人是这样讲，就是说他年纪大了，不知道把他翻过来是好是坏。
解说：
老人迎面摔倒了，鼻子开始流血，他想站起来但气力不够，人们渐渐围了上来，不少人想把老人扶起来，但他们都在犹豫。
市民：
这种事情电视放了很多，做好事没有好结果。
解说：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拨打了110，8点左右警察赶到了，也有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就在人们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候，毫不知情的李大爷家人正在离菜场不远的家中吃早饭，住在李大爷家楼下的汪阿姨，第一个将老人摔倒的消息，告诉了老人家人。
汪阿姨：
后来有人说那里死了人，说一个老大爷摔倒了，派出所的人都来了，我就说那我去看看，等我一去，我一看是我们楼上的老大爷。
解说：
接到消息，李大爷的老伴和儿子扔下碗筷就往菜场跑，8点20分左右，他们赶到现场将老人扶起。
李大爷的儿子：
当时我去了之后，就远远地看到，里三层外三层大约有100多人，围观在现场，我分开了众人以后，挤进了人群，看到我父亲俯身在地下，口鼻处有一摊凝固的血迹。
解说：
8点40分左右，在接到救助电话26分钟后，120救护车赶到，李大爷被送往汉阳医院。10点多李大爷的女儿、女婿等赶到医院，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白岩松：
首先呢，我们要愿老人安息，同时也愿老人的家属们能够节哀，接下来该做的事，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非常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围观者，要一起叨咕叨咕，反思反思，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今后该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当地的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当地媒体的标题呢是“八旬爹爹跌倒之后窒息，围观者越来越多，就是没人敢扶”，这里面强调的是“没人敢，”是一个似乎很简单，于是就立即引发了网络啊、包括公众看到这条消息人们的热议。
但是真的是这么简单吗？其实刚才我们在看这个短片，记者去复原现场的时候，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了，复杂在哪儿呢，我们看看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敢扶，是不是有几种因素共同构成的，当然都是问号了。
第一个是救人担责，不敢上前。这是这个标题马上会给大家的一个感受，而且之前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离他家近，身边是熟人，去他家叫人了，因为离菜场非常近，的确很快就有人去这个老大爷的家里，去告诉他，老大爷摔倒了。
第三个呢，也有人很快地报警了，形成了一种等待。
第四个呢，大家缺急救常识，不敢上前。
因为跟以往的那种被车撞倒的情况不太相同，这一次是老人发病突然倒在地上，那么很多的人可能在生活当中急救常识是比较匮乏的，因此不敢上前，也许这几种责任都有，也许这一切都是问号，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采访这件事情的我们在武汉的记者，王涵听她给我们介绍一下。
电话连线
白岩松：
王涵你好。
武汉 本台记者 王涵：
你好岩松。
白岩松：
因为你到了这个现场之后，相信你的心情也非常复杂，但是作为一个记者，首先要去了解的是，为什么会没有形成一种围观者的立即急救，我刚才也列举了几个问号，那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涵：
您刚才列举的几个问号，我们在现场是完全的得到了一些印证，今天下午到现场采访的时候，其实整个小区还是在议论这个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天的时间了。那对于老人的死街坊们都表示特别的可惜，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老人倒下的地方其实距离自己的家只有100多米，那有街坊说当时对于老人最基本的关心其实还是有的，你比如说出事之后，很快围观的人当中还是有人拨打了110和120，但是的确是从老人倒下，一直到他的儿子赶到现场，没有一个让上去扶他。
那么采访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有些市民呢他是怕好心的相救反而被赖上，说不清了。其实现场的确是有人想扶这个老人，当时还是有些犹豫，但是被现场的人给劝住了，那其实劝住的理由，不知道扶过来是好还是坏。
还有就是街坊告诉我们说，他们最主要的是担心自己是不是缺乏相关的急救知识，尤其是看到像李大爷当时他没有明显的外伤，突然间就晕倒了，那么大家更不知道该怎么去施救了，生怕冒然把老人扶起来之后会加重病情。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要说的是，其实包括咱们的公安民警在内，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按照目击者的说法，事发地所处的派出所距离现场只有150米左右的距离，值班民警其实出警还是非常快的，要比救护车呢早大概半个小时到现场，比李大爷的儿子当然也要早，但是到现场之后，他们主要是拍照、取证、疏散围观的群众，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这个相关的急救知识，所以也是在等120的到来。后来呢还是等到老人的邻居看到后，把老人的儿子喊来，才把老人的身体翻正，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还是耽误了挽救生命的最佳时机，岩松。
白岩松：
是，听完你这样的一个介绍的时候，更加感慨，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当中，常识这种匮乏到了具体事件的时候它就形成一种恶果，这个我们先不说王涵，我发现有一些事情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比如说最近这个地方有了救人的这种好事，一报道之后救人的事就会增多，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有了救人之后被人反咬一口，可能就会出现大家就会躲一点。那我发现似乎像是一个印证，就在8月28号同样在武汉，我们注意到新闻中报道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电动车的司机去救一个跌倒的老人，但是被老人反咬一口，后来很多的围观者呢替他作证，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条新闻，会不会对9月2号发生同样在武汉的这件事情会形成一种人群中的一种躲避？
王涵：
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其实这个报道我也注意了，对这件事情湖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8月29号用了这样的标题，我还记得标题的全文应该是“车主好心扶起太婆，反被赖上身，目击路人纷纷为好人作证，民警多方调查最终采信”，这个标题很长，其实这样的一个长的标题我想它本意还是想对这个事情过程的描述要更加全面一些。同这个标题上看，可以看到“车主、太婆、路人、民警”多方的表现都是有，实际上最终显然是得到了一个公正的解决，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这条新闻开始就是一条热线新闻，只是有目击者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为这个胡师傅打抱不平，才打电话打到报社，那也就是报社的记者赶到现场后对三名目击者的采访，才使得胡师傅没有最终被冤枉。
当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胡师傅起初来打算花200块钱了事，但是现场目击者极力反对，加上路人纷纷指责太婆，最终交警把民警叫过来，采信了目击者的说法，胡师傅才得以离开了现场。
所以这里就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目击者挺身而出，或者说像咱们之前知道的这些类似的事件，没有监控录像，我想这个事情恐怕还得再争上一阵，所以大家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犹豫，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现场采访有一种感受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八旬老人的死，他很大程度上，也许并不是死于围观者的冷漠，可能更多的是胆怯，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有善心的，可能只是缺乏勇气罢了，岩松。
白岩松：
好，非常感谢王涵在武汉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再复述一下，添加一点，刚才那个细节，就是8月28号发生的那件事情，他救了这个跌倒的老太太，但是被反咬一口，后来他实在烦了，也纠缠不清，打算200块钱我私了，我认了。旁边一位女士还看他钱不够，给他掏了80，一块打算跟她私了，但是另外一位姓舒的女士说，坚决不可以，我们集体为你作证，否则的话以后年轻人谁还敢做好事呢，这是那件故事。
当时其实面对了武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再三反思自己，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究竟会不会强化了人们担心的这样一种情绪，但是我们报道是为了走过这样一个艰难的路程将来更多的人愿意做好事，可是，另外一方面，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去处理每件事。
就像武汉的这件事情，其实更复杂，我今天注意到了李鸿文写的一篇文章去评论，他的标题很值得关注，叫“别故意放大社会冷漠”，他指的就是武汉这件事，既然围观的人很多，也就不存在被人诬陷的担忧，围观者之所以没有帮人转身，应该说不是没有这个意愿，而是缺少相应的急救知识和能力，担心自己的鲁莽动作导致意外，这显然跟冷漠无关。
我希望能够接受他的论点，但是恐怕也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担心，因为最近这样的事发生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播放短片)
李大爷的儿子：
我父亲长期从事在军队和地方，从事医务工作，一生救死扶伤，救人无数。
解说：
昔日救死扶伤的老军医，以一种让人感伤的方式离开人世，而事发地知音西村菜场，依旧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件事在人们的心中的印痕难以抹去。
张师傅：
我们说实话，我昨天在这里，收纸的时候，听到别人说，一个老太太，走路摔倒了，有一个男孩子把她扶起来，后来她的女儿打那个男孩子两嘴巴，好多人反感。
解说：
面对突发的街头意外，人们似乎有一些顾虑、犹豫以及无奈，实际上类似的事件最近有些密集地在催促着社会思考。也就是在9月2号，在上海一名拄着拐棍的老人不慎摔倒，在经过了10分钟的围观之后，一名路人打了报警电话，随后120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
而时间再向前推移，8月28号，也是在武汉，一名电动车主胡师傅，扶起一名摔倒的八旬婆婆，反被婆婆赖成是被电动车撞倒的，事发后现场多名目击者均为胡师傅抱打不平，最后赶来的民警调查后让胡师傅离开。
而同样是8月28号，在江苏南通，一桩类似的纠纷，则是以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方式化解了。
南通汽车集团飞鹤快客分公司驾驶员 殷红彬：
我们这次如果没有这个铁的证据，这个事情是比较麻烦一点。
解说：
感谢好人，这是南通汽运驾驶员殷红彬一周前收到锦旗，而殷红彬应该感谢摄像头，人被指控的肇事者还原为见义勇为者。
8月26号，江苏南通一座立交桥上，一位骑三轮车的老人被撞受伤，殷红彬下去搀扶老人，老人却一口咬定是他的大巴车撞倒的，双方各执一词，后来幸好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才让事情水落石出。
石老太太：
我当时头昏沉沉的，我以为是他的车(碰了我)。
殷红彬：
后来从公司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点压抑，做好事怎么那么难啊，很善意的举动，也引来了这样一个小小的麻烦，但是我也是不感到后悔，谁都会这样做的，对不对呀。
解说：
谁都会这样做，无论是指正事实、报警求助，还是当事人改口道歉感谢，似乎都表明面对着求助者人们并不缺乏爱心，只是这样的爱心如何摆脱犹豫和顾虑，依旧值得我们期待。
白岩松：
南通的那位司机殷红彬接到了这个感谢的锦旗，上面写着“感谢好人”，其实也有很多的人说，感谢好人应该变成五个字叫感谢摄像头。殷红彬在之后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的父母倒在地上的话，别人都不救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的，这就是一个逻辑的冲突，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倒在地上，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救他，但是当别人的父母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帮他搀扶起来。
另一方面，我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这样逻辑圈里去探讨问题，否则永远解脱不出来，只要跟我无关，我都觉得应该，但是自己到了那儿的时候却不一定站出来，那么离开道德圈有没有一种解决方法呢，我们看一下新加坡的一个规定，如何帮助好人？
新加坡它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在美国，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法律的这种规定，来保护好人。
另外今天，《新京报》的潘采夫有一段话，他启示了我，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互换人心很重要，制度建设更重要，对帮助别人做出奖励，对陷害别人做出惩罚，这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请注意啊，要从制度上保证摔倒的人不去陷害人，这个需要解决他们的生存保障，如果摔倒了可以看病不花钱或者完全能承担得起，他们就没有必要去陷害，能够自立才会有自尊。
他的这段话，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等等这方面或者说看病不是那么难，或者不需要那么多的钱自己掏不起的话，他可能就不用去诬陷别人，这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为什么会是那么多的老太太在跌倒了之后，别人救她的时候反咬一口，可能她担心，我接下来我自己去看病的话，我怎么办，那能不能从机制上去让好人做好事的时候，有一种更好的这种保障。
好了，除去这种法律以及公共权利、以及社会应该去做很多事情之外，其实民间组织也有得做，接下来我们短片与此有关。
(播放短片)
解说：
当摄像头澄清了事实，在江苏南通，飞鹤公司的司乘人员殷红彬和郁维贞，受到了社会的赞扬。
市里的有关负责人感来慰问，并且将为他们申报当地的见义勇为好司机奖励。奖励这是很多地方对于路上益举的措施，今年年初在深圳高三学生罗伟和周天成在路过国威路时，看到一位老太太跌倒在路边，他们两人将老人送到医院，还垫付了医药费，在联络到家人后，也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一直护送回家。
罗湖外语学校学生 周天成：
我回去以后，两种极端我都没有想到，一个是他们说，会不会被骗，或者是被奖，我都没想到。当时就当成一件普通做好事。
解说：
正是这件普通的事情，感动了深圳，他们不仅获得了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人一万元的奖金，罗湖区教育局还兴师动众地召开了“助人为乐阳光好少年”的表彰大会，但是单纯的奖励是否能够解决人们对于行善的后顾之忧呢。
与此同时也有人在试图通过其他尝试去破解这个难题。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教授 谈方：
不管是谁，你见到有老人摔倒你大胆去搀扶，搀扶由此打的官司，我们律师免费给你打官司，你如果真的是败诉了，我们给你赔偿金额，不管多少，有人问我们，设不设上线，我们不设。
解说：
化解好人风险、不让好人寒心，这是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主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谈方，在今年的3月5号雷锋纪念日这一天，启动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专门为那些勇于搀扶受助人却反而被冤枉的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和基金赔偿。
谈方：
有人就问，这个也设个基金吗？我说是我们也不想设，但是不设不行，我们通过设立这个基金来源呼唤，来唤醒更多人来关注这个事情，来化解这个风险，来让这个基金最后不起作用，甚至完全取消，那才是我们的最终要达到的这个目的。
解说：
基金成立的半年来，已经募集到4万多元的捐款，60多位律师维权自愿者参与其中，至今已经接触过三起类似案件，都是关于一方实施爱心行动后，反被冤枉。但其中的两起当事人最终都放弃了法律维护。
谈方
放弃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一个他们不想再提及这种事，因为这种事对他们的伤害太大了，他们说无法理解，好心帮助别人，反而还陷入官司。
另外一种原因，他们又怕提起这事之后，周围的人就会对他们议论纷纷。我们的社会缺乏强有力这种见义勇为的保障和救助机制，而是去靠当事人自己去承担，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到处去碰壁。
白岩松：
的确，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搀扶老人的这种帮助基金，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实呢又会给了你一个冷冰冰的这种回馈，半年的时间里头，只有三个申请，后来两个还是中途就已经放弃了，只剩最后一个坚持了，那么整个这个基金的创办人谈方对此他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
谈方：
他们认为接受帮助就反而变成了自己要去讹别人，自己要去利用这个机会来捞一笔钱，要么就是让爱心组织，给他们支付赔偿金，我说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支持你、帮助你，我们是帮助整个社会的风气，帮助更多像你这样的好心做好事而受到冤枉的人，也是为了将来更多的，像你这样去帮助别人的人，不再被别人冤枉，不再被别人打伤，所以我说你要接受我们的帮助。
第二个就困在我们的社会，缺乏强有力的，这种见义勇为保障救助机制，往往当这样见义勇为的事情出来以后，见义勇为被冤枉了，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往往没有机构，没有人员出来帮助他们化解风险，而是去靠当事人自己的去承担，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到处碰壁，到处去遇到的一些困难。
白岩松：
当最初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都不愿意归咎到道德沦丧、人心冷漠，可是后来随着我们在道德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口水之后，发现这个事情还不仅仅简单是这样，于是我们开始期待，法律能够站出来，媒体又该做一些什么，然后整个救助机制又该有哪些突进，这个时候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推动。
不过，当我们去期待这些方面有了积极改善的同时，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自身，难道我们真的就那么怕吗，不妨拿《北京青年报》的评论员张天蔚的这段话作为咱们今天的结束，反省我们自己，制度固然重要，但在当下我更想强调个人的道德承当，和由此构成的社会道德氛围，如果一次或几次不当的判决，就是见义而不为的全部理由，只能证明社会的道德基础本来就不堪一击，行善之后被讹诈，而且被错判，毕竟只是极小概率事件，如果这样的风险概率就足以阻止你伸手救人一命，则即使没有以前的错判，你也未必打算出手。
对了，我们不能把自己不打算做好事给推到了“哦，我担心”上，还是去做吧，好，今天到这儿。
' />老人倒地死亡后的道德迷失2011-09-06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许云鹤案，再到南通殷红彬，从杭州高一帮扶倒地老人却遭家长训斥，到武汉老人倒地无人扶而窒息死亡，再到镇江老人扶醉汉被误解并被打成重伤，这些似乎都在提醒广大公众：帮人有风险，出手须谨慎！
不少人叹息，社会道德因上述事件而倒退30年。不少人将近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这此解释不无道理，不过笔者坚定地认为，社会底线正义的偏差导致了道德的迷失，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几年前的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结果，是司法机关失守社会正义的开端。当事法官采用绝对化推理，在双方对是否撞倒老太这一基本事实存在严重争议，并且双方均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式的逻辑推理，丝丝入扣地把自称“助人为乐”的彭宇，推入撞人赔偿的不利后果中。它较为持久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道德取舍。
此后，天津又出现“南京彭宇案”的升级版，不仅独创了“不接触的交通事故”说，还提出了“惊吓导致老太摔倒”的交通事故新类型，判决汽车司机承担近11万元的赔偿责任。而前不久的南通公交司机帮扶老太反被污撞人的事件，虽然很快便真相大白，但只能归功于车上安装的视频录像设备，如果没有视频录像，后果会怎样？假如被撞老人将公交司机告上法庭，没有录像为证，司机能脱责吗？所有这些事件，都再次强化了公众的“助人恐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还敢大着胆子在街头搀扶老人？！
既然大家都不敢也不愿在大街上出手助人，一方面让那些需要帮扶的人很受伤，只能自己挣扎着站起来，或自行承担其他不利后果；另一方面，也让需要帮扶的人对获得帮助失去信心，不敢轻易相信关键时刻会有好心人，遇到有人出手反而认为其不怀好意。于是，就出现了镇江晨练老人帮助醉鬼反被疑为小偷，甚至被暴打并重伤的事件。
帮人也好，撞人也罢，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双方出现纠纷并且诉至法院，这在法治社会十分正常。但关键的问题上，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可个别法官不依证据，也不遵法理，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漏洞百出的逻辑推理就定谳下判，甚至用上“没撞人就不会跟随送医”这样令人胆颤心寒的理由，这怎不让人望而生畏？如果最该坚守社会正义底线的法院，在底线问题上都频频失守，社会道德迷失也就成为必然。
' />别故意放大社会冷漠2011-09-05这篇400来字的消息，看标题就知道内容，却引起了网络热议。显然，报道成功地设置了议程———一个关于人性冲突的老话题，尤其在天津出现类似“彭宇案”的“许云鹤案”，及江苏如皋司机殷红彬好心救人反被诬告事件后，议程的走向照例要指向社会冷漠。
社会真的冷漠么？前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位时评同行的帖子，说他喝酒后犯晕，把手机落在出租上，急忙中打电话，一打竟通了，原来被一位乘客捡到，请人去取时，想给他点报酬，却被婉拒。这位同行最后由衷感叹：这个操蛋世界真的有好人！这条帖子在我写作这篇小文时被转发近5000条。另一位时评同行也补充道，他太太的钱包丢了，过了三四天以为没希望找回，突然接到他常穿的服装品牌店面电话，说钱包找到了。原来是丢在电影院，清洁工捡到送管理员，管理员按照服装会员卡找到那家店，店面再找到他———这是多么感人的钱包旅行啊。
看了两位同行的帖子，我提出建议：来个接龙吧，说说自己或者亲人遇到的好人好事。很快，就有网友响应，有掉手机找回的，有喜欢买书的穷学生被书店老板照应的，有夏天中暑后被路人施救的……这可是未加修饰的故事，是原生态的生活和温暖的现实。
这世上究竟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不同的人因其际遇不同，可能心中有不同的答案。但要相信一点，虽然这世上有很多很多坏人甚至恶魔，但人类之所以延续至今，是因为人类具有行善和向善的人性，人性抵抗罪与恶，人性也是保护自身的力量。经济学上有“经济人理性”，同样也有经济学家论证，当一个人向善时，他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的成本，比如现实的回报、荣誉、快乐、阳光的心态及健康的身体等。
可一些媒体报道为何总给人感觉好人难寻呢？也许康拉德·芬克说得没错，我们很容易患上坏消息综合征；也许，我们在潜意识里放大了做好人好事的成本和难度。当然，不可否认人是自私的动物，他在选择做好事时难免受到外在条件的考量，比如回报的正向激励，比如免于诬告或者连累的安全原则，这是法律或者制度需要设计的层面，尤其是“彭宇案”确实影响人们做好事的意愿。
更多时候，则是做好事的能力层面。回到那篇报道，既然围观的人很多，也就不存在被人诬陷的担忧。围观者之所以没有帮老人转身，应该说不是没有这个意愿，而是缺少相应的急救知识和能力，担心自己的鲁莽动作导致意外。这显然跟冷漠无关。
' />扶一把倒地的老人，有那么难吗2011-09-05据报道，9月2日上午，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李大爷的亲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难道现在老人倒地后，就真的没人敢扶了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丢失了吗？”
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最近，几个“老太太”事件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见义勇为惹祸上身”事件高频率出现，不可能不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不可能不会助长围观者的冷漠。当年“彭宇案”之后，冬天南京等地也曾出现很多老人雪地上摔倒无人敢扶。
实际上，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应该怎么做，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要做符合道德规范的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社会对这些事件的关注，说明当下社会对道德的认知水准并不低。遗憾的是，在类似事件中，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去做。这说明在这些事件中，社会上很多人的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出现了严重的脱节。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重要原因，“公权力机构能否秉持公正”和“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成熟与否”。
显然，比“老人恩将仇报”更恶劣的是，公权力机构不能明辨是非，伸张公正。在彭宇案等事件中，有些司法机关的判决传递出的信息是，做好事不但惹麻烦而且要受惩罚，这就进一步打击了人们的善心、善念。某些“老太太”的行为，说实话本来没有什么令人畏惧的力量，但是一旦公权力不辨是非，就成了帮凶，放大了不良影响。
所以，让公众对见义勇为“脱敏”，公权力机构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在南通长途车司机被冤枉事件中，有关部门及时根据录像还原事实，就避免了事态继续扩大。这样才能传递一种正向的价值，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也是一种震慑与警示。
另一方面，在彭宇案后，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的现象轮番上演，也说明现在社会的信任基础非常脆弱。这与当下很多人的公民意识不够成熟有关。因此，一旦出现信任危机，社会又呈现原子化的个体状态，自利、自保成为本能的第一选择。
公民本质乃是关心公共事务，担负公共责任之人，因而有责任帮助他人，而且也应该能够理性而客观地接收公共信息。所以，社会信任危机，一方面也是公民责任危机。大家如果都不肯承担责任，肯定没有好结果。越是信任缺失，其实就越需要公民履行自己的责任。也许，你不能确定帮助倒地的老人是否会遭到讹诈，但是，你可以确定，不帮助他，肯定就没有尽到公民的责任，就会遭受良知的惩罚。走出信任匮乏的恶性循环，除了从确定无疑地去履行公民责任开始，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
事实上，“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还是极端少数的个案。就在最近，媒体也报道了上海游客黄山救人的事迹。网络上，也不断地有各种助人、遗物找回的微博被大量转发。当下社会的信任基础固然非常脆弱，但是，大家也不必过于悲观。
“老人倒地无人敢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信任缺乏之下的公民互助如何可能？但只要公权力和公民更加积极作为，互信和互助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
' />老人摔倒与法律不相信良心2011-09-01人之初，性本善。在老人摔倒之际，许多成年人都成了“冷漠”的看客，只有两个孩子对摔倒的老人伸出援手。我想这些旁观的成年人，并非是先天性的冷漠，而是有许多纠结于心中的教训造成的爱心失衡。我想许多孩子也会慢慢长大，他们也会变得世故和圆滑。在他们长大后，再有老人摔倒的现象我们靠谁扶起来，难道还要靠以后的孩子们？
助人为乐本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一把，是我们在接受小学教育的时候，老师就灌输给我们的教育思想。许多成年面对老人摔倒，不去上前扶上一把。可能是由于某些人的冷漠心理，而我认为在这些人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出于某种心理的纠结和无奈。
前几年的南京彭宇案，以及最近刚刚发生的天津许云鹤案，无疑是最好的例证。你可以抱着良心和爱心去做好事，然而法律从来就不相信良心和爱心。所以做好事的行为后果常常成为法律审判的对象，所以做好事的行为后果常常成为法律审判的败诉方。
在没有摄像头，没有目击证人，司法鉴定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就可以认定搀扶老人的人是撞伤老人的人。在这种欲加之罪的法律环境下，如果许多人还不变的冷漠，就是先天智力有缺陷的人了。以前总以为法律是良善的，是扶正驱恶的工具，是弘扬社会正气的力量。然而法律的权柄一旦落入小人之手，同样也会成为惩善扬恶的工具。
法律的权柄一旦落入小人之手，对于社会正气的杀伤力足以让人心惊胆寒。在任何证据都缺失的情况下，就可以认定搀扶老人的人是撞伤老人的人。没有人性不相信良善的枉法法官，完全可以用恶的推理来置人于死地。当良心和爱心一再成为被审判的对象，当良心和爱心一再成为被审判的败诉方，当良心和爱心一再成为欲加之罪的受害者，当败诉的理由不需要用任何证据来证明，才一再体现着某些枉法者的权力之恶。
法律不相信良心，哪一个世人伤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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