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还是不救”，这本不应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训的国度。中国人并非不善于由此及彼、由己度人，相反是有着相当道德自律传统的群体。因此，当前社会对于道德崩坏的印象，绝非群体观念出现不可逆转的倒退，而是道德力量产生反弹的必然结果。而能够对这一反弹进行现实支持的，恐怕并不只是一场大讨论，而更需在法律领域进一步明晰“趋利避害”行为的后果承担，这恰恰是解决一切困惑的关键所在。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见死不救”、“构陷义举”当属“趋利避害”行为演绎到极端的表现，对于极端行为是否有必要以法律的手段惩治，还有待公众的继续讨论，进而形成共识，这应该是确定立法的前提。而对于极端行为之外的种种自私自利是否同有必要绳之以法，恐怕还是应该交与道德的天平评判。但不管怎样，法律永远都只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凌驾于道德之上。否则，就会形成公权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对公民生活的个人空间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矫枉过正的后果，这也是在小悦悦事件之后的发展中，公众与公权均应保持理智关注的重要方面，大讨论能否取得各方面满意的结果，亦系于此。

道德困境中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体现了人性中的良善本能。每一个人，都知道问题的正确答案；苦苦追问的对象，其实是将他置于困境之中的外部力量，这才是困境与陷阱在我们社会一再现身说法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