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冷漠再一次刺痛了中国人的心灵。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车撞后，十八路人吝施援手的行为通过视频的传播，无疑放大了公众的痛楚感。舆论重压如山，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随即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并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

见死不救无疑应受谴责，但谴责显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小悦悦的遭遇在媒体报道的过程中，一再与“彭宇案”的后果直接挂钩，从而形成了社会的群体性焦虑，这也是对十八路人的谴责在第一时间达到高潮的前因。但可以被大众追溯的是，仅仅在一两个月前，关于扶助老人的讨论余音依然绕梁未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谴责“见死不救”的舆论力度。而需要指出的是，之前被置于道德审判席上的是忘恩负义的受助者，而此次则是袖手旁观的潜在施助者，这两者恰好构成了道德事件中的两个方面，令讨论的对象在维度上得以圆满的同时，又在逻辑上达到了完备。

如果把所有参与讨论的个体置于类似的道德事件中，无疑将会对其本身形成一种煎熬。若身处路人角色，见义勇为的话，则并无法律的强力后援，拂袖而去的话，又将受到“心中道德律”的拷问；若将自己置于求助者角色，当然第一愿望便是他人勇施恩惠。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在不同处境中的分别演绎，只是在万千变化的事件中，每个人的选择在自身道德的驱使下表现不一而已。

公共道德的困境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体道德困境的集合，其底线随大部分成员的共同选择而产生变化。但从一系列的道德事件后的舆论来看，中国的道德困境实乃法制之困。无论是对构陷义举者的谴责还是对冷漠旁观者的声讨，都可视作公共道德“向善”的内在需求，也是促进填补法制漏洞的磅礴呼声。可以说，百姓早在官方发动大讨论之前，心中已经充分对此类道德困境进行了价值取舍，若说广东省有意“问计于民”的话，更应翻看此前已经形成热点事件的案例，从中研习并作为决策依据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