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这次因为失窃案牵出种种事端，备受质疑与批评，有点“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局面，连带着一张张牌倒下。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个顶极的文化机构，这么个让人仰之弥高的部门，怎么会接连爆出如此低级的错失。有人略带谐谑地称：“故宫博物院”应该改名为“古宫博物院”，少了的就是那半边“文”。

　　在诸种事端中，故宫反应最快的是关于“顶级会所”的事，几乎是立即澄清院方之无涉。然而，我觉得，一个博物院该不该参与办“会所”，却正是最值得加以辨析的。

　　尽人皆知的事实是，“综合开发”、“多种经营”不仅是经济部门、生产部门的基本理念，也是许多文化、教育、科技、卫生部门的思路。高等院校“拆墙”之风几度兴衰就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轰轰烈烈地“拆墙”后，本世纪初基本形成共识——那不是院校办学应该走的路子。而近一两年，此风又长，除职业院校纷纷拆墙办企业外，一些城市高校大力鼓励教师办企业，还规定可以把职务与科研成果入股。此间的是与非，恐怕不是谁能断言的。

　　学校办工厂、文化馆开小吃店、社科机构搞产品营销……这是非常普遍的事了。曾经有某省社会科学院开办公司，由某职工承包，结果亏损惨重而且承包人下落不明，弄得整个社科院连买扫把的经费都没有。这是负面的事例，自然也有很正面的事例，权威文化机构与旅游部门联合，开发新旅游区，发现新的文物古迹，搞活一个地区的经济等等。

　　我们要讨论的是，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或者说是：这可行与不可行由哪个部门来论证、哪个部门来认定、哪个部门来筹谋构建、哪个部门来监督？具体地说，文化系统的图、文、博三块，都是开销很大的，国家财政该不该全部养起来？这些部门可以从事哪些经营活动，经营的收入如何管理？

　　我们还要讨论的是，文化权力的占有与利用问题。科教文机构相对而言都“穷”，而这些部门的文化权威、文化权力都很强大。比如一些专家，工资收入有限，但以权威的身份去“参股”，或者只需乐于出具各种“鉴定报告”，其收入则会是不可计量的。再比如像故宫，办馆经费有限，但文化权力却无比之大。一份奢侈旅游杂志《Elite Traveler》已经刊登了“紫禁城私宴？建福宫”的广告，称这是“中国首都旅行最尊贵的VIP体验”，入会者“可以在皇宫不对游客和参观者开放的地方享受盛宴，就像一个真正的皇帝或女皇”！显然，宣昭的就是故宫的“文化权力”。可以类比的是，法国卢浮宫在宫中也办过豪宴，募捐到的款项极其可观，他们也借用了“卢浮宫”的名声与收藏品的诱惑力。那么，我们的故宫可以办“会所”吗？应该怎么经营可能的“会所”？

　　这是相当纷繁复杂的问题。值得为故宫一辨之理由，正是关乎我们的文化机制的建构与运行的问题。有一点本来是不复杂的——文化权力部门利用这种权力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是部门所有，而非个人所有。群众怨气最大的是看着这些国家的文化权力“顺其自然”地转换成某些人的私利。经营来、经营去，最后都被“腐败”掉了。这也正是为故宫的“顶极会所”作一点辩证却无法仅靠文字来辨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