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浏阳的镉污染，现在被标称为“事件”，闹大了。不闹大没人拿你当回事，已是权益受损害者的基本经验。几百人觉得不舒服，死几号人，算个什么呢，“心因性”而已，自己疑神疑鬼，不直接说你“自作孽，不可活”，很客气了。

上千人围堵镇政府、镇派出所，这才是领导上担忧的大事，虽然你依然“不明真相”，傻到轻易被极少数人“煽动”，“带头大哥”也要冒被秋后算账的风险，但你自己觉得是个事儿的那个事总算能被附带着解决些许。问责是照例的，关爱干部的优良传统不会因此丢掉，培养一个干部多不容易，“停职不停工嘛”，过几天再官复原职，暗渡陈仓异地升迁，办法总比困难多，此时受点委屈当当替罪羊，会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浏阳镉污染演变成上千人游行，围堵地方权力机构，毫不令人吃惊是长期隐瞒污染真相，不能及时公正处理受损者诉求的结果。长沙湘和化工厂2003年开始生产，2004年未经审批建设炼铟生产线。之后不久当地村民便出现不适症状，被检测为体内镉超标，今年先后有两人因此死亡。可是这个厂直到今年4月才被迫停产，期间村民多有反映，相关部门如何答复不得而知，结果是村民并不满意。我不知道调查一个厂是否排污需要几年，也不知道5年镉中毒(或者用科学的说法镉超标)在人体内是否有累积的过程，反正这些时间是的的确确一分一秒在流逝，对被污染村民绝不可能有“弹指一挥间”的诗化审美惬意。

安徽白宫书记张治安被公诉后，阜阳当地有官员总结经验，大意是张治安做得太绝，如果不是丧心病狂欲致人于死地，何至锒铛入狱。这话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醒世意味，对浏阳以及许多因欺瞒打压不作为而酿成的群体性事件，统统适用。如果及时公开信息，如果及时作为对民众权益负责，怎会被群体事件搞得仓皇狼狈，弄到臭名远扬乌纱不保，说不定还成为正面典型被津津乐道。

这样来推理，那些惯于欺瞒打压的地方官员简单愚不可及，让人怀疑智商与官帽之间的比例关系。我却怀疑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对现实的聪明洞察，并非蠢到不知“今夕是何年”。公权力是一种责任，从理论来源来讲当然是对所辖民众负责，但从现实权力结构来看，官员是上级任命的，只需对上负责即可。

欺瞒打压终致事情闹大，上级当然不高兴，摘掉官帽仁途灰暗是大有可能的。但一个地方闹到全国闻名的事件，与这个地方权利被损害的数量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概率。如今的信息环境在改变，欺瞒难度加大，可也不能夸大这种力量，以为它神通广大到能够观照所有的不公和侵害。相反，倘若一个地方官员每个问题都公开，怎么可能让上级相信这个地方治理有方，像给上级的报告里描述的那样仿如人间天堂。两相比较，欺瞒与公开，哪个划算，哪个保险系数更高，甚至不用判断罢。

对地方社会问题设法隐瞒，是现实理性，也是历史惯性。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指出，大清朝的时候就是如此，对上负责的权力结构必然使大多数地方官员做出如此选择。并且欺瞒和打压基本是结义兄弟，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民众从中得到的经验，就是夸大事情本身的影响，把事闹大。

向下负责的权力产生机制和结构则不同，政治压力实实在在来自地方民众，你在一个地方治理如何以及如何治理，他们会有判断，不行就不给你票，你需要把每个人都当回事儿。压力在哪儿，眼光就盯着哪儿，事情就是如此。离开这样的现实，你笑他太蠢，人家还觉得你很傻很天真。(作者为本报评论部副主任)